群山黄萍在生死边缘外两篇澎湃在线

黄萍：笔名溯夕，年10月出生于云南昭通。现医院院长。医院管理专著《从经验走向科学——医院现代化管理的趋势》，医学专著《针灸讲演录》《病应穴针刺法——脊柱病及相关疾病的非手术治疗》《江河湖海之医道——中医的悖论》。散文集《偶然的，太偶然》《江河湖海之人道——打开人性的枷锁》；中篇小说集《迷茫之路》；长篇小说《黑色夜空》《大地震中》。

我们活着的每一瞬间，都有很多的人永远地离开这个世上，这些死亡的人基本是我们不认识的，因此不会为你造成影响。不过，在我们一生在，会直接面对很多与自己有关的人的死亡，比如亲戚、朋友、熟人等，当听到他们死亡的噩耗时，心情会变得悲痛。

前不久的海啸，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数十万人的生命，在一瞬间就此消失，这是怎样的悲哀。只有在那一瞬间，又让人类体验到，对于大自然，人是多么的渺小。让我们锁定那一瞬间吧！那一瞬间，若是你在海啸发生地，并且遇难了，那么你就成了现在我们所悼念中的一员；若你并未遇难，或者不在海啸发生地，并且现在还活着，那么，你又成了悼念遇难者的一员。其实，在悼念与被悼念之间，也就那么一个坎而已。

在十多年前一个夏天，说得确切点，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暑假，因为那时我还在读中学。我与一个堂兄去炎山，那位堂兄的家是炎山乡的一个村，叫二坪，炎山街与二坪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两千米，又是要从这座山的炎山街到对面那座山的二坪，要经过无数个沟壑和无数的险崖陡峭。车是无法通的，只能步行，步行一般要四、五个小时才能达到。因为一个一个的沟壑把距离拉长到十五至二十公里。我们刚走出炎山街，就遇到下大雨。那时，天很热，下雨我们也要前行。我们在雨中慢跑了近一个小时，路程也跑完近三分之一。当我们跳过一个山沟时，突然感到轰轰的地响声，接着石头、土、洪水从我们身后十米左右呼啸而下，那是我身临其境的最壮观的一次体验。当我们向前走时，我和我的堂兄才发现，自己的腿酸软无力，全身慢慢地发起颤来。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泰山崩于眼底而面不改色”的真谛，泰山崩于眼底，不是因为不害怕而不变色，而是因为还来不及变色。同时也才真正体验到“后怕”这个词的精髓。那时，我们已站在死亡的边缘，站在了生与死的坎上，只要稍稍慢几秒钟，我们就是泥石流的一部分了。

前些年，我们几个朋友到小草坝，那里有一片保护得很好的森林。在森林中，有一条小溪，沿着小溪而下有一平坦的石岩，我们想到石岩上坐一会儿，小溪刚好穿过石岩的中间，我不慎踏到石岩的青苔，摔进小溪，被水冲到了石崖的边，刚好离石岩边三米左右有个小溏，我被冲到了小溏中。当他们用杆把我拉上来时，我往身后一看，下面是一百多米的陡崖，那时，我的全身都发起抖来。在小溏中，我并不害怕，因为我不知陡崖就在我身后。说直接点，那时我并意识到死亡离我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与平常一样未感到生命的危险。当面对一百多米的笔直的陡崖时，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已接近了死亡的边缘。

事实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紧随死亡边缘、在生与死的坎上前行的，不过大多数人、并且绝大部分时间都未曾意识到。不过突然的生命险情，会让我们体验到，原来死亡离我们是那么的近。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战士也许更能体会到生与死的距离。

人的一生，就象杂戏演员走钢绳，一不小心你就掉下去了。因此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活着也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次生命险情，每一次生命险情，都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偶然性，一次性，脆弱性。

人的一生，要面对很多次亲人、朋友、熟人的死亡，也要面对很多生命的诞生。去的毕竟是去了，来的也还会来着，在这来去之间，自己又是何等的孤独。

生命之本

人活着，都会生病。人患了病，医院的外科，就看你是哪个组织器官出毛病，倘若出毛病的器官不是绝对重要，譬如阑尾、淋巴结、胆囊之类的，医生就会把它摘除掉；倘若出毛病的器官绝对重要，譬如心脏、肾脏之类、医生就会考虑置换。现代的外科手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几乎可以切除和置换任何器官。这似乎是人类的福音，但事实是否真如此呢？

在外科医师的眼中，人成了一台没有情感、没有灵魂的机器。他们认为人与机器没有两样，可以把组成人的任何器官或组织切除或置换。有一些地方，小孩一出生，医师们就把小孩的阑尾切除，他们认为阑尾对于人而言，没有任何作用，是人身体上多余的组织，并且还会给人带来麻烦。但我们现在对某些器官或组织的作用没有搞清楚，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器官和组织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医院的外科术，已经达到空前的鼎盛时期，不过我们也不应得意忘形到不顾自然规律的地步。

一个人，若是下肢没了，以现代的外科技术，很容易把他人的下肢置换到这个人的身体上。同样，上肢没了，也很容易把他人的上肢置换在身体上。当然，内脏器官和组织也容易做到，譬如肾脏、肝脏、心脏等。现在的人类，一个器官或组织被置换是很正常的事。但假若一个人的大部分器官和组织都被置换，就不是平常的事了，特别是大脑的转换和异性生殖器的置换。

假若一个男性的生殖器官被毁了，恰巧只有一个女性生殖器可以置换，医生们把这个女性生殖器置换到这个男性的身体上。那么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的科学家首次进行了狗的“全头移植”手术，引起了全球轰动。两年后，美国科学家成功地进行了“异种换头”，他们把一只小狗的大脑置换到一只猴子的脖子上。由于机体强烈的“排异性”，那时医学家们都认为异种移头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科学家都做到了。不过仅过半年，前苏联的一位生物学家又成功地进行一次难度更大的异种移头——将一只小猫的头置换到一只灰兔身上。

年，基辅市的一家医学研究所成功地将一个晚期骨癌患者的头，置换到一个刚被处决的罪犯的身体上。之后，科学家们又成功地将一个少年的大脑完整地置换到一头成熟的雌性大猩猩的颅脑中，这就产生了“人脑猩身”的现代怪物。倘若科学家们永无止境地置换，不知未来会产生多少怪物。

假若有一天换头术得以普及，那么将会生产什么样的后果？譬如把一个儿子的头颅置换到他父亲的身体上；把一个岳父的头颅置换到女婿的身体上；把一个男孩的头颅置换到他姐夫的身体上；把他母亲的头颅置换到他妻子的身体上，把他妹妹的头颅置换到他妻子的身体上。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所有的性别、家庭、血缘关系将会发生混乱。

年，瑞士发生一起车祸，一对恋人不幸遇难。医生们发现，男的头无损伤，而四肢和身体已支离破碎，而女的却恰好相反。医生建议拼成一个人。手术相当成功。但是，很多问题并不是医师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是这个“新人”的性别问题。根据生物学定理——性器官特征决定性别，这个“新人”应该属于女性；而根据现代性医学原理——性行为和性意识的支配和调节中心是大脑性中枢，这个“新人”就应是男性，那么，这个“新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且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心理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现在，人工制造的很多器官也出现了，比如，人工股骨头，人工关节，人工肾，人工心脏等等。我们可以想像，假如一个人，除大脑以外，其他肢体和躯干都出了问题，最后都被人造的所替代，这与把一个人脑装在一台机器上已没有实质的区别。这样，现在的科幻都会成为现实。人们的生命和价值观也将与现在大相径庭。那时，人类将走向何方？

尽管换头术现在还未普及，但根据现代外科的思维和发展速度，我们相信普及的一天会到来。因此，在换头术还未普及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和思索现代的外科手术。有的科学认为，颅脑嫁接术不仅能使原来必死的人重生，还能在不断更换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中，让人得以“永生”，而事实上，没有限度的人体置换，可以制造出与现在人类的丝毫不同的“新人类”。但是不论怎样置换，人都不可能“永生”，因为当一个人的所有组织器官都被置换了，那么，活着的这个“新人”同原来的那个人已毫不相干。

现代医学的外科术，过渡强调了人的机械性，而现代医学的内科，又过渡强调了人的生物性。然而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整体性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因此，我们重新审视人本身的时刻业已到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把人与他人区别开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这些问题特别应引起外科医师的思考和重视。当一个外科医师面对病人时，不要把这些患者仅仅只当作一台机器—一台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机器。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不能永无止境被分割，也不能永无止境地被置换。

动力

作品是作家创作出来的，正如孩子是由父母带到世上一样；作品的灵魂源于作家的灵魂，也如孩子的基因来源于父母遗传。一个孩子尽管先天因素——基因源于父母，但由于后天因素的影响，可能比父母优秀，也可能比父母差。作品也如此，作品的灵魂源于作家，作品是作家的创造物。可是，由于作家文学素养、外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作品也呈多样化，很多作品所呈现的内涵还不如作家本人展现给我们的多。然而伟大的作品，却会给读者呈现作家本人也意想不到的世界，作家的伟大正在于此。作品一旦成型，脱离了作家，它就成了有自己生命的独立个体，所展示的内涵并不一定与作家真正要表达的内涵完全吻合。

我们姑且不去谈论那些为了很多目的而制造的文字垃圾，因为不是文学作品。至于那些“作品所呈现的还不如作家本人展现给我们的多”的作家，最好是去从事社会活动，因为那种场合更能体现他的才华，譬如，一个口若悬河、协调能力又非常强、而书面表达相对较差的人，较适合他的职业应该是管理、外交，而不是写作；如果一部作品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作家的思想，这个作家也算是优秀的了；而伟大的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远远超出作家所要表达的。对于这些远远超出作家所要表达的内涵的作品，就显示出评论重要性。

一部作品不论多么伟大，也有可能被毁掉、被埋藏，或者没有被人们发现他的价值。卡夫卡的作品就差点被他的遗嘱给毁了。

卡夫卡是一位业余作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对大多数作品不甚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他在遗嘱中要求好友马克斯·布洛德烧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可惜很多作品在此以前已被他的女友按照他的愿望烧毁了。

布洛德是卡夫卡已发表和未发表作品的重要读者，卡夫卡的写作动力是他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他在乎的是写作过程，当他有了这一过程后，他嘱告他的朋友布洛德，在他死后把他的作品统统烧毁。可布洛德慧眼识珠，在违背好友意愿的情况下保存了卡夫卡的作品，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就是一种评论。在文学史上，布洛德这种广义定义上的评论显示了其极为重要的作用。否则，卡夫卡其人便不再为后人所知，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世界各国的研究者以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政治、历史的知识等为背景研究卡夫卡的作品的意义，并以各自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作品内容而对作品作出解释。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出发点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使同一研究方法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关于卡夫卡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如此热闹的场面全赖于布洛德的不曾执行遗嘱。

文学研究没有自然科学研究那种实证性，解读作品主要在于这种读法是不是可能成立，是不是合乎逻辑。只要一种读法和作品其他内容不产生矛盾，它在诠释学上就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一种可以成立的解读。一种可能的解读并不排除其他可能的解读，导致这些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文学作品的形象性和描述性的特征。

《城堡》所呈现给人们的世界，远远超过了卡夫卡自己真正希望描绘的那个世界，这展示了卡夫卡的文学天才，也是作品伟大的原因之一，而《城堡》的伟大，又体现了卡夫卡的伟大。伟大的作家，离不开伟大作品的支撑。而作品和作家成其伟大之名，又依赖评论的发现。

作家的创作常常与潜意识活动和灵感现象密切相关。作品的生成会出现非作家显意识所能控制的状况。于是，我们在作品、作家和评论之间的关系方面，就还能举出另一个经典的例子。那就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果戈理的《死魂灵》在发表后，得到了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并为其建议了此后创作的发展路向。可是果戈理自己并未认识到别林斯基所谈论到的那种优点，于是他因固执己见，加之社会其它方面的压力，他从另外的方向去开拓发展而没有采纳别林斯基的建议，终于导致了作家创作不顺畅，最终因不满意作品而自焚其稿的心痛结果。

一部《城堡》被布洛德、文学批评家、社会公众发现了他的价值。《死魂灵》被别林斯基发现了它的伟大价值和潜能路向。现存伟大的作品也被人们发现了它的伟大。可能还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伟大作品正等待人们（特别是文学批评家）去发现。这个世界需要千里马，也需要伯乐。文学批评家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发现了作品的伟大。发现也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种才华和智慧的体现。

作品需要人们（特别是文学批评家）诠释，作品伟大的声名正是人们（特别是文学批评家）诠释的结果，当然前提是作品确实伟大。

原标题：《群山

黄萍：在生死边缘（外两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aomanyupianjians.com/zycj/16239.html